当这个市场预期改变时，市场需求可以趋向于零但价格不下降。
而如果中国国内经济陷入泥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等机构是没法出手提供缓冲的，它们没有那么大的实力。近几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长走强，但有可能再次走软，并将背负更加沉重的税收和监管负担。
中国同样不能依赖外界来提振增长。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在出口走弱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刺激措施，这个国家得以维持了一种不错的增长率。但中国看起来难以驾驭的问题越来越多，说明政策制定者只是延缓了清算日的到来，但终究不能逃脱。这样来看，中文媒体中滞胀一词用得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
北京曾试图紧缩信贷、进一步限制二套房和三套房的持有，但近期措施没有触及房地产泡沫的基本成因：储蓄率居高不下，严格的资本管制导致资金囿于国内，房地产之外的其他投资选项十分有限。如果央行不尽快加息，这最终无疑会渗入经济体的其他部门。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如果按照传统，已经可以下田帮父母干活儿。
富士康案的警钟固然富士康在很多问题上应该被指责，但什么才不叫血汗工厂呢？难道大批量生产订制电子元器件的富士康可以像谷歌公司那样，让员工在办公室里养宠物，边喝咖啡，边慢悠悠地干活？如果按经济学的话语，人们会认为，刘易斯拐点到了。我听说有一个政策，在一些民族地区，选拔年轻人到南方打工，作为一种扶贫手段。这段时期基本上从天蒙蒙亮到天黑，需要不歇气地劳作。我们的老祖先，五六千年前就发现，稻和野草在淹水条件下有不同反应，通过水淹可以达到除草的目的。
当这样的孩子到了十八九岁，按照传统社会期望，他们应该能够成家立业了，而这些孩子最有可能找到，并且看上去相对他们的父辈还不算低档的工作，就是在富士康这样的流水线制造企业。我父亲在农村租了一块地，从村上请两个农民兄弟来平整土地，这两个兄弟，在广东打工，恰好赶上企业不景气，把他们遣散回家，我爸付给他们一天20块钱，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工资，结果两个兄弟干得格外卖力，从早到晚除了喝水，几乎一分钟都不歇气。
但是对那些有稻作经验的民工来说，他们却表现出来比较大的承受力。而我在南方的流水线制造型企业调研时发现，员工主要来自于安徽、四川、江西、福建、江苏等地区，而这些都是中国主要的传统水稻产区。我爷爷在世时跟我说，他们小时候，赶上双抢，帮工每天都要吃至少18个馒头或者饭团，以说明劳动强度之大。富士康跳楼事件，在我看来本质上不是一个劳动力价格问题。
另一次，我和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忠实聊天，他是关中人，很为关中自豪。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差异，而是生存环境和技能训练的差异。不过在他看来，关中和陕北农民确实懒。陕西农民给我的感觉是，尽管很穷，也懒洋洋的，但性格比较祥乐。
进入 郭宇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富士康 。同时，电子游戏又有一种鼓励人雄心勃勃和竞争性的机制，比如对于积分和不断通关、升级的追求。
而打电子游戏成长起来的一代，注定难以长期忍受乏味、枯燥的流水线工作。我劝他们歇歇，他们都不歇。
而且，水稻的种植和收获时间比麦子、高粱、玉米更加严格。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的就是，电脑和网络游戏，是高刺激性并且兴奋点快速转移的。但这个时期他们的父母或者是自己承担农活儿，希望孩子好好读书以便跳出农门。于是有些人最终在绝望之下选择了跳楼。有一次和陕西作家贾平凹聊天，他不承认陕西农民都懒，因为他家乡是陕南商洛地区，他家乡的农民非常勤劳，外出打工的很多。而我观察过陕西农民干活儿，干一会儿，要歇很长时间，他们叫抽袋烟，抽一下就要半个小时，而且到了中午，还要午休很长时间，尤其是天热的时候，都在乘凉，几乎没人干活。
富士康现在加薪了，可在我看来，那主要不是加薪能解决的问题，你就算给我一个月一万块，我也干不了那个活儿，最主要是受不了那种枯燥和乏味。而我老家江苏的农民实在太勤劳了，外出打工的很多。
或者是自己外出打工，赚了钱，更不舍得孩子干农活。确实，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作乏味枯燥，且持续高强度。
打电子游戏形成的性格和流水线作业的要求注定是格格不入的。劳动条件再恶劣、再枯燥，难道能比太阳底下弯着腰保持一个姿势插秧更辛苦、更枯燥么？中国的血汗工厂，经常为了赶订单，让员工加班加点，但能够比得上双抢的劳动强度么？这里不是笼统地讲谁能吃苦，谁不能吃苦。
也许，在飞身一跃的时候，他们想起的是游戏里经常出现的Game over。所谓起早贪黑，就是描述这样的劳作。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外出到流水线上打工的工人，相对很少，尽管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经济也欠发达，而这些地区是传统的麦作区。而本文则结合笔者在农村的生活体验和对打工子弟第二代的调查研究，试图解释新民工和第一代民工的区别是什么。
中国资源禀赋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提供大量适应流水线生产节奏的产业工人。水稻是在水中生长，水层的深浅对水稻的生长会产生很大影响，于是要求田面平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水平深浅一致，这样需要对稻田长期精细维护，还要控制每天的水位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差异，而是生存环境和技能训练的差异。很多学者还在议论，中国模式能不能持续？我想答案就在于其中。
在陕西这么不大的一块地方，种水稻的陕南农民和种小麦的关中农民及种小米的陕北农民性格都不一样。比如蒙古和藏族的牧民，时常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放牧，不能说他们不能吃苦，但那是一种不同的苦，对于流水线上枯燥乏味的苦，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很难受得了。
而水稻则可以算作粮食作物里最让人操心的了。中国资源禀赋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提供大量适应流水线生产节奏的产业工人。我听说有一个政策，在一些民族地区，选拔年轻人到南方打工，作为一种扶贫手段。再加上，水稻田单块面积普遍比较小，也限制了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所以直到现在江苏的农村，还有用水牛耕作的，而北方早已推广了拖拉机。
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如果按照传统，已经可以下田帮父母干活儿。普遍情况是，陕西的农民不爱外出打工，到南方的工厂里上流水线干活，都觉得受不了那个苦。
在我看来，从小就玩电子游戏的一代和从小在水稻田里干活的一代，根本就是不同的生命经验体。另一次，我和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忠实聊天，他是关中人，很为关中自豪。
而在陕北，种植小米则更不必费心，撒下去种子，几乎就没人管了，广种薄收。所谓起早贪黑，就是描述这样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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